计算社会科学的哲学透视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n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作者简介:郦全民(1960- ),男,浙江诸暨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心智哲学研究。上海 200241

  原发信息:《河北学刊》(石家庄)2019年第20195期 第98-105页

  内容提要:计算社会科学是由技术驱动的社会研究新进路,侧重于用计算方法探究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中的模式。与传统社会科学相比,这一进路在本体论上预设社会实在是动态的信息—计算之网,从而超越了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争,为社会现象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is a technology-driven approach to social studies,which focuses on the patterns in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y computational method.Contrary to traditional social sciences,this approach presupposes that social reality is a dynamic informational-computational network,and thereby surpasses the dispute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and provides a new methodology on social studies.

  关键词: 社会研究/计算社会科学/计算进路/信息—计算之网/social studies/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computational approach/informationalcomputational network

  标题注释: 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科学认知的特征和结构研究》(14AZX005)。

 

  2009年2月,一群社会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联名在《科学》上发表了《计算社会科学》一文,这几乎已成为计算社会科学正式诞生的一个标志[1](P721-723)。概括地说,计算社会科学是一门运用计算进路研究社会的交叉学科,关涉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人工智能、复杂性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领域。其特点是,借助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计算机建模和基于大数据的网络分析)来探寻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模式,并预言社会系统的衍化①。

  近10年来,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得到了蓬勃发展,它不仅正在改变人们对于社会和人自身的理解,而且对于社会变革和发展也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本文中,笔者试图从哲学视角阐述计算社会科学的产生背景和研究进路的特点,并探究其中的一些本体论和方法论问题。

  一、社会研究的困难

  当今世界上,与发达的自然科学和日新月异的技术相比,社会科学依然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就对人类的重要性而言,社会科学一点儿也不亚于自然科学和各种新技术,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人类目前面所临的诸多危机与人们对社会和自身缺乏客观的、足够的认识紧密相关。2010年,由哈佛大学发起,一群社会科学家遴选出了社会科学十大问题,从中可以看出,解决这些问题对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多么重要与迫切②。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始终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既没有产生像相对论那样能成功预言自然现象的理论,也没有出现像生物进化论那样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增殖力的学说;甚至对其能否称得上“科学”,至今也存在争议③。

  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造成了社会科学的这种尴尬?本文认为,这主要在于:与自然现象相比,社会现象更难研究和分析。而造成困难的原因又是多重复杂的,概括地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质的复杂系统。我们知道,系统是人们看待世界中事物的一种有效方式:当认定一个事物由组元、结构和环境所构成,且其功能或行为取决于这些构成要素时,即把该事物看成了一个系统。与物理世界中的简单系统相比,人类社会的组元、结构和环境具有其复杂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充当基本组元的个体不仅拥有自主选择和创造的能力,而且其行动可与他人或环境之间形成反馈。于是,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便会呈现出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而这又能促进个体自适应能力的增强,并进一步导致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这一机制上的特性表明,许多社会现象是突现的,也就是说,并不能简单地通过对个体行为的研究加以把握。在人类社会内部,存在着类型不同和规模不等的各种子系统,其中,处于底层的子系统之间可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更上层的系统。这样,突现的社会现象会在不同的尺度上发生:小的如一段公路上并非因交通事件而引起的车堵,大的如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构成上,而且体现在进化过程中。综观人类文明进化史,不难发现,社会的进化是一个复杂性不断增加的过程。从机制上说,社会系统复杂性的增加主要在于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停地发明个体或群体之间进行信息交往的工具,其中文字、印刷术、电话和互联网是最具代表性的发明。这些发明使得人类原本依赖自然媒介传播和保存信息的局限不断地被突破,终于建构起了一个跨时空的信息互动的动态网络,而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系统内部实现了从短程到长程的关联,而且关联的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社会进化的速率越来越快,复杂性亦随之增加。

  其次,与以物理学为典型的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具有反身性。在针对物理对象的认识过程中,虽然认知主体与对象之间不能绝然分离,但可作出相对的区分,且主体本身并不同时作为对象出现。这样,当研究一个物理对象时,主体可以选择公共可达的参照物(如测量仪器),而获得的事实性知识因相对于该参照物,便具有主体间性和可检验性。这就可消除单个主体的认知偏见,以满足客观性的基本要求。与此相对照,在社会科学中,认知主体更为紧密地与认知对象发生关联,且其实现者——个体——实际上就是社会的组元。这样,主体的认知和行动不仅会影响甚至创造研究对象,而且反过来又会改变主体的状态,形成一种特殊的反身关系,进而产生循环效应。由于人生来便是社会的一员,自小到大处于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因此,不同于那些可以外在于人或在人的尺度上无法直接感知的自然现象,对于社会现象,每个人均具有一种独特的、亲历的认知和体验。这种认知和体验,一方面建构起每个人理解社会的日常知识和价值观;另一方面,由于其所获得的信息限于个体的视角和经历,因而总显得十分有限和不充分,这也就成为产生社会认知偏见的根源之一。而且,在社会认知和行动中,反身关系的存在又很容易导致个体的利益与认知过程相缠绕,这使得关于社会的认知偏见更难以消除。为了研究社会现象,诚然,研究者可以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而希望坚持方法论上的客观性,但由于其首先是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而存在的,且研究过程中难以避免由反身性所带来的循环效应,因而要坚持这一原则,实际上很不容易。

  再次,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更易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或影响。在每个社会中,为了维系社会结构的稳定、实现设想的社会目标或满足特殊阶层的利益,总是存在着一些宣扬特定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而处于统治地位的人群或个体也总会运用各种手段灌输符合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以便让他人或自愿或强迫地接受。从实质上说,这样的意识形态属于信仰体系,其中往往包含着关于社会制度、社会观念等方面的价值导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认知的过程总是与价值评判紧密连接在一起,且研究成果也往往要服务于社会政策的指定,因此,那些并不基于科学所确立的意识形态就会对社会现象的客观认识造成障碍。

  笔者认为,社会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反身性所带来的个体认知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是造成社会研究困难的主要原因,而其所引起的困难又是双重的,包括经验和理论两个方面。

  就经验而言,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导致获取数据的难度加大,而认知偏见和意识形态又会影响数据的选择、处理及分析。在这里,我们着重从研究方法上加以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以往自然科学的成功得益于聚焦简单系统或将复杂系统化为简单系统进行研究。对于简单系统,运用受控实验方法,我们不仅能获得刻画其属性或变化过程的数据,能控制其所处的条件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且可以让理论或模型接受严格的经验检验。但是,对于社会系统这样的复杂对象,则难以采取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受控实验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对人的实验受到伦理的限制,而且即使能做这样的研究,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环境也往往超出实验者的控制。由于展开受控实验的困难,在传统社会科学中,研究者在确定是抽样还是普查的前提下,通常采用个别访谈、问卷调查和参与观察等方法来获取关于研究对象的数据,再作统计学意义上的处理。然而,运用这些传统方法所获得的数据,基本上是关于个体(或群体作为整体,如企业)的属性和行为,或是关于个体之间固定的或静态的关系(如亲属关系),而且通常是不连续测量的结果。很容易看出,这些数据尚不足以有效承载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实时的、动态的互动信息,因而无法为描述和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足够的经验支撑。

  在理论方面,对于人类社会来说,虽然自然规律在基本层次上仍起着决定性作用,但由于个体的自主选择以及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存在,社会系统形成了突现机制和自身运行的模式(或规律)。而这样的机制和模式与简单系统中的机制和规律相比,在复杂性和发现难度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以致原本在自然科学领域成功的方法(如假说演绎法)和数学工具(如微分方程)难以运用,也就增加了科学理论的建构和检验的难度。更为棘手的是,建构关于社会机制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所处社会中意识形态的左右;特别是,一旦这些社会理论与现存的意识形态相冲突,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维护者就有可能禁止相关的研究,甚至会给理论创立者带来政治、经济和人身等方面的风险。因此,在现实中,建构科学的、客观的社会理论十分不易。

转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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